1937年5月8日
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題為《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而斗爭》的結論。結論對會議中提出的問題作了回答。談到和平問題時指出：我們說和平取得了，并不是說和平鞏固了，相反，我們說它是不鞏固的。和平實現(xiàn)與和平鞏固是兩件事。歷史暫時地走回頭路是可能的，和平發(fā)生波折是可能的，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親日派的存在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提出“爭取民主”的新口號，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，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(xiàn)抗戰(zhàn)。我們說國民黨已經開始轉變，但我們同時即說國民黨并沒有徹底轉變。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進，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早晨去掉干凈。革命進程中的某些波折，以及可能的回頭路，只有斗爭和努力才能夠克服，而且需要長期的斗爭和努力。談到民主問題時指出：要抗日就要和平，無和平不能抗日，和平是抗日的條件。對于抗日任務，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，為民主即是為抗日?？谷张c民主互為條件。民主是抗日的保證，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(fā)展以有利條件。民主對于中國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。實際情況已經表明，指出新階段和提出民主任務，是向抗戰(zhàn)接近一步的東西。目前階段里中心和本質的東西，是民主和自由。談到革命前途問題時指出：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，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。兩篇文章，上篇與下篇，只有上篇做好，下篇才能做好。我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斗爭，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?，F(xiàn)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，失掉這個大目標，就不是共產黨員了。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，也就不是共產黨員。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，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。民主革命中將有幾個發(fā)展階段，都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下面。從資產階級占優(yōu)勢到無產階級占優(yōu)勢，這是一個斗爭的長過程，爭取領導權的過程，依靠著共產黨對無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，對農民、對城市小資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。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，其次是城市小資產階級。同我們爭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。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的克服，依靠群眾的力量和正確的政策，否則資產階級將反過來克服無產階級。不流血的轉變是我們所希望的，我們應該力爭這一著，結果將看群眾的力量如何而定。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，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“不斷革命”論者。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，到達于社會主義。我們反對尾巴主義，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。今天的聯(lián)合資產階級抗日派，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的橋梁。談到干部問題時指出：指導偉大的革命，要有偉大的黨，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。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，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，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和干部，但是還不夠。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(fā)展，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(shù)的干部，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。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，有政治遠見，有工作能力，富于犧牲精神，能獨立解決問題，在困難中不動搖，忠心耿耿地為民族、為階級、為黨而工作。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(lián)系黨員和群眾，依靠著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。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，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，不要懶惰和消極性，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，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，這就是共產黨員、黨的干部、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。談到黨內民主問題時指出：要達到這種目的，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。要黨有力量，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(fā)動全黨的積極性。用發(fā)揮全黨的積極性，鍛煉出大批的干部，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，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。談到大會的團結和全黨的團結時指出：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，才能達到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，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，才能戰(zhàn)勝敵人，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。談到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而斗爭時指出：我們的正確的政治方針和堅固的團結，是為著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這個目的。把黨的方針變?yōu)槿罕姷姆结?，還須要我們長期堅持的、百折不撓的、艱苦卓絕的、耐心而不怕麻煩的努力。沒有這樣一種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?？谷彰褡褰y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組成、鞏固及其任務的完成，民主共和國在中國的實現(xiàn)，絲毫也不能離開這一爭取群眾的努力。如果經過這種努力而爭取千百萬群眾在我們領導之下的話，那我們的革命任務就能夠迅速地完成。我們的努力將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并實現(xiàn)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。這個結論收入《毛澤東選集》第一卷。
1941年5月8日
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《關于我黨在反對第二次反共高潮斗爭中的教訓》的指示。指示指出：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，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，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依然處在從屬的地位。只要中日矛盾繼續(xù)尖銳地存在，即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全部地叛變投降，也決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勢，重演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指導著國民黨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，依然是兩面性的階級，它一面和日本對立，一面又和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廣大人民對立。而它的抗日和反共，又各有其兩面性。在抗日方面，既和日本對立，又不積極地作戰(zhàn)，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，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。在反共方面，既要反共，又不愿意最后破裂，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。我黨的方針便是“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”，以打對打，以拉對拉，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。只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天沒有完全叛變，我們的這個政策總是不會改變的。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(zhàn)，需要一整套的戰(zhàn)術，萬萬不可粗心大意。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為蔣介石所消滅，并迫使他承認這種力量的存在，除了對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針鋒相對的斗爭，便無他路可循。這次反共高潮中項英同志的機會主義的失敗，全黨應該引為深戒。但是斗爭必須是有理、有利、有節(jié)的，三者缺一，就要吃虧。在斗爭中，將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沒有或較少買辦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加以區(qū)別，將最反動的大地主和開明紳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區(qū)別，這是我黨爭取中間派和實行“三三制”政權的理論根據。我們在皖南事變前所取《佳電》的立場，對于事變后我們轉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，非此即不能爭取中間派。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，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，并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，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。又指出：有些同志由于對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這一點發(fā)生動搖，并因此對國內階級關系作了錯誤的估計，因而對黨的政策也有時發(fā)生動搖。當著我黨中央令其準備對付國民黨的可能的破裂，對付時局發(fā)展的最壞的一種可能性的時候，他們就把別的可能性丟掉了。還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一致性，不了解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政策和階級政策，從而不了解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教育和階級教育的一致性；認為在皖南事變后需要特別強調所謂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教育以外的階級教育。還有一些同志，不了解陜甘寧邊區(qū)和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社會性質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的，以為只有實行十年內戰(zhàn)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才算實現(xiàn)了新民主主義。這是不對的。這個指示總結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斗爭的豐富經驗，有效地糾正了黨內存在的對時局的“左”的錯誤認識。這個指示收入《毛澤東選集》第二卷，題為《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》。
1978年5月8日
鄧小平在會見墨西哥國防部長加爾萬時指出：未來戰(zhàn)爭主要還是常規(guī)武器的戰(zhàn)爭，而不是原子戰(zhàn)爭。因為原子彈破壞力太大，敵人不敢輕易使用原子彈，投了原子彈，把建筑物、資源都破壞了，這對敵人不利。帝國主義發(fā)動戰(zhàn)爭的目的，就是想掠奪別國的資源。如果資源都破壞了，他們還占領別國領土干什么？原子彈要有一點，我們擁有原子彈，目的是自衛(wèi)。我們主要還是發(fā)展常規(guī)武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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